Monthly Archives: November 2009

忍不住说两句,穆里尼奥之不special

记得一年多以前这厮来到米兰的时候,我还为意甲的竞争加强感到了一些高兴,但是一年多以来,考虑到莫拉蒂花掉的大把大把的银子,去年的Scudetto可能会成为史上最昂贵的一个! “《都灵体育报》讥讽他的国际米兰首发花了1.6亿欧元,却打不过只花了1.02亿的巴塞罗那。如果穆里尼奥的战术思想只能靠金钱堆砌,打不开局面就全线出击赌一把,那他和曼奇尼之间在国际米兰的经历,又有多大区别?这样简单的方式,又是不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可以去执教国际米兰?” http://sports.sina.com.cn/g/2009-11-30/06074720935.shtml 像我这样的普通世界人民,当然不具备执教国际米兰的实力和可能性,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莫拉蒂所付出的世界第一高薪的低性价比,欧战平均每场1.15分就是个好例子,不能帮助国际米兰接近等了半个世纪的欧冠,穆联国际米兰历史上最好的教练也还远算不上呢!个人认为他年轻的时候给一些名教练打工却一直怀才不遇的历史是他长时间的心理阴影,葡萄牙偏居欧洲一隅,也不是一个盛产名教练的国度;他非常想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他的不同,尤其是之前那些看不上他的人和俱乐部。 “穆里尼奥说:“我们看到的这支国际米兰队,是一支在巴塞罗那告负后,并没有带着恐惧走上球场的球队,我们知道,佛罗伦萨队会是一支难缠的队伍,在这样一个对手的面前,他们踢出了一场重要的比赛。 我们的对手获得了一次进球良机,吉拉迪诺在第80分钟有可能进球,但在前80分钟,我的球队占据着优势,之前,萨穆埃尔进球了,但被主裁判吹掉了,然后,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公平的。”  事实上看到米利托的这个点球之后,场边的穆里尼奥不禁跃起挥拳庆祝,在斯内德绝杀乌迪内斯时,他有过比这更疯狂的吐舌庆祝,而事后莫吉说:“他那么狂喜,只因他心底恐惧。” 穆大教练如果回到古希腊,非常有可能加入当时的雄辩家行列。但是沉默是金,雄辩是银,穆尼尼奥终究难加入“伟大”教练行列,他总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与别人不一样,其实在睚眦必报这一点上,他与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 加一句,我更喜欢安切洛蒂的沉稳而不失激情,严谨而不失幽默;当然现在意甲排名极靠前的新人莱昂纳多也走在一个很不错的轨迹上,Forza Milan!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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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底部的金字塔

今天CCTV的新闻频道开始关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问题,在舆论上配合新任的袁部长的三把火! 发现了一批牛校,比如说中关村三小有114各班,大约6500名学生(赶上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些大学了)。里面谈到的最牛的还是北京实验二小,本部位于西单,另有两个校区,据说“三个校区地点分离但校园风格融为一体,彰显着实验二小“简约、生态、人文、和谐”的充满关爱的建园理念”,83个班,3400名学生,最牛的就是该校三年一届的艺术节是在人民大会堂办,运动会场地是在鸟巢! 在一篇实验二小网站上的关于学校历史和简介的文章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该校自整整100年前建校以来一直是京城名校,而且”爱的教育是实验二小的传统”,因此该校除了很多名师和著名的毕业生,包括最近去世的钱老,还有最近在重庆打黑成绩赫然的薄熙来,等等。 但是CCTV的新闻里面却告诉我们,这样的名校,普通学生是不能够就近入学的,一些住在校门对面或者隔壁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没有资格上这些学校,能上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名目,很多还要交不菲的所谓的共建费(就是变相的高价费),更令人愤慨的是新近出现的一些单位以所谓与学校共建的名义以公有资金换取少数员工的子女择校权! 过去十年的教育改革肥了一部分人,但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可能正在遭受近几十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的践踏;在我看来,教育产业化,尤其是义务阶段教育的产业化,是政府,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 如果金字塔的基础也是一个个小金子塔,这样的结构能具备很好的稳定性吗?这场改革,需要从金字塔的底部做起,期待的眼光再一次投向了新官袁部长! 2009/12/01  – 一个随想,将来再从事一些与中小学有关的公益活动是,从公平的角度出发,我(包括学生,如果我有的话,呵呵)希望能够更多的与非重点学校合作,重点学校想人大附,北大附,四中这些,资源已经够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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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钱理群: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

很长,很好,很值得一读,反思,再读,再反思,多读,多反思 … …——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的讲话(2008年4月27日) 又一次民间纪念今天我们是几代的北大人在这儿聚会,我是30年后的一代,今天到会的老校友蔡恒平他们是60后的一代,还有70年后的一代,在座的大都是80年后的一代,这么几代人这样聚在这里,来纪念北大的110周年。这是一个民间的纪念。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北大的百周年校庆,那是非常热闹、非常轰动的。当时实际上也有两种纪念,一种就是官方的纪念,可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另外还有一种民间的纪念,我们当时专门演出了一出话剧叫作《蔡元培》,并围绕演出,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心就是要寻找老校长,寻找失落的北大精神,大学精神,民族的精神。刚才主持人讲到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说的是在北大二十四周年校庆的时候的纪念,胡适是当时的北大的教务长,他在纪念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反省,其实我们北大是徒有其名。我看了很震撼:老一辈人把校庆日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北大的百周年校庆却是一片颂扬之声,而且压制不同的声音。因此,我写这篇《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就发出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提出要反省北大,寻找北大的真声音。本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命题,但是没有想到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我想十年前的这个民间的纪念,它是会留存在北大的校史上的。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进行十年后的110周年的一个民间的纪念。听说今年上面有规定,奥运会之前不能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所以今年北大110周年的校庆,校方准备低调处理,我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搞得那么热闹。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一个小范围内举行民间纪念,就有一种特殊意义。为准备这次纪念,如主持人所说,我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寻找北大——温习一些故事和一种精神》,大家推我作主编,其实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写了一篇序言。刚才老汉说这本书是遗老遗少的书,那么我就是属于遗老,所以对于北大历史大概是有一点发言权的,但是北大的现实我确实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在2002年8月从北大退休以后,基本上就和北大隔绝了。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感觉中,北大已经变得十分的遥远,更准确地说,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如鲁迅之于他的故乡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大概就因为有了这点“时时反顾”,就欣然同意担任《寻找北大》的主编,并且今天在这里讲北大。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讲到北大,我想还是从老汉刚才演唱的这首歌说起。以前我看了歌词就很激动,今天听了他自己演唱之后,就更受震撼,我真的想建议,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校歌。这首歌,最能表现北大精神,最让我们感动的,自然是那句反复的吟唱:“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的梦,就在这里”。我在序言里说,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精神的梦乡。顺便在这里做一个广告,我马上要出一本书,把我所有关于北大的文章都汇集起来,我拟的题目就是《精神的梦乡》,副题是《我之北大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会送给一些同学的。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梦的那样一个精神的净土,精神的圣地,那可能是更加可悲的。前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收到大量的外地的中学生给我写信,他们都表现对北大的无限的向往之情,我每次看到这些信,心里的感情都很复杂,因为我在北大,我知道,这些青年梦中的那个北大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每次写信都给他们去泼冷水,我说我欢迎你们来北大,但是你们先别做梦,你们做好准备,来了北大以后你们会大大地失望的。但我老这么回信,就转而一想,这不对,你老向别人泼冷水也不行,年轻人总要做梦,总要找一个地方,作精神的寄托,一个精神的圣地,让他做梦。如果这个地方都没有了,那这个国家就成问题了,这个民族就成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个梦多少带有点虚幻性,可能也得让它保留着,必须有一个精神的梦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想,这就是所有的北大人感到骄傲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的梦乡里。我今天要说的是,尤其在当下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这个话好像说得有点不大对,有点太脱离现实,不合时宜,因为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无梦的国家。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做梦。什么意思呢?所谓梦就是对现实的超越,梦本质上就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为什么对今天的中国特别重要呢?这就需要对中国的这三十年的历史作一个回顾。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这三十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国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这大概就是最基本的主要的收获,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终于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当然,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的地区,还有很多的贫困的人群,还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就大多数地区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这个社会应该向哪里走,这个国家应该往哪方向去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一个十字的路口。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我的想法,当然可能是梦,又是一个新的梦,我这人就是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个是制度重建,一个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核心是价值重建,还有一个是生活重建,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比较合理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这样四大重建,无论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还是生活重建,其实都是一个精神问题,都提出一种超越于物质的精神的追求,而这样的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也就是梦之光)来照耀的。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应该“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人来说,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个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梦的精神的我的理由。今天大学的精神危机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中,中国的大学,或者说中国的北京大学,它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什么使命,应该发扬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按我的理解,或者我的大学的理想,我认为大学之为大学,就是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保守性的功能,就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因此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大学,它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堡垒,一个圣地。另外,大学还有革命性的功能,应该有一种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应该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及人类自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且进行新的创造,这样,它就能够成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的发源地。简单说就是两句话,一个是坚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是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要创办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我觉得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应该成为民族的精神堡垒,二应该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这就要说到北大的历史。我们通常说,北大的历史上有两次辉煌,第一次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那个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四新文化、现代新文化的发源地,第二次是西南联大时期,把北大、清华、南开的传统发扬光大,在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成为民族精神的堡垒,同时它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非常出色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都是西南联大所培育出来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即使北大,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辉煌。但是,其中的某些基本精神,却是具有普遍性的。要作到“坚守”和“批判、创造”,大学就必须关怀现实,同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谈距离。在我看来,大学应该保持两个距离,一是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我是不主张不赞成大学要与时俱进的,大学有时候需要保守,不能那么“时髦”、“摩登”。大学还必须和现状保持距离,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既成形态,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势。而要保持这两个距离,就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精神。在我看来,大学特别需要三种精神:沉静,清洁,定力,也就是沉,清,定三个字。当整个社会陷入喧闹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被腐败所污染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定力。也就是应该“洁身自守”,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洁和纯正,同时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做人的规范,它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不受任何压力和诱惑左右的,也是决不放弃绝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要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当然今天说这些话是有些近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现实的大学,也包括现实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腐败;社会浮躁,大学更没有定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因此必然是虚无主义,就是除了时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足靠,一切都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放弃抛弃。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导致了大学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既被大学里的老师所拒绝,也被大学里的学生所拒绝。还有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我觉得这样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潮所导致的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是现在大学里的两个基本的弊病。同学们身在其中,必须有所警惕,这样才能真正作到“洁身自守”。另一方面是大学的批判功能,创造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在我看来,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学里的学生也应该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世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追求,大学绝不能代表国家意志,绝不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大学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特立独行。我觉得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一个基本的品格,基本的风格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和学术、思想、行为的特立独行,这样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和创造,才可能真正创造出能够成为社会公器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而我这样的理想同样是远离现实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正要求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学生,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士。我曾经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文科教授,可能也包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你的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戏。这就是今天对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要求,而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后来越来越舒服,慢慢地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编。当然坦白地,我今天来敢说这个话原因在于我已经退休了,如果我现在还在当教授,可能我还没有勇气说这番话。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制度造成,不单是个人的品德的问题。是教育体制使大学失去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且很多的悲剧今天都很难说是悲剧了,因为悲剧还能给你悲壮感,现在都成了滑稽戏了,现在大学里上演的滑稽戏太多了。同学们身在其中,自然有比我更多的体会。我在同学们面前常有羞愧之感,因为大学老师不能为人师表,不能坚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是会影响学生的。这些年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目睹学校里校长、老师中的这些腐败现象,是很容易产生看透一切,调侃一切,进而自己也“玩世不恭”,放弃一切的情绪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大学失精神,提出要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北大精神,并不是和大学生无关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着在座的每一个同学的精神成长的。我们必须明辨是非,追求大学所应该有的独立坚守的精神,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制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把自己培养成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公民。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寻找北大精神,大学精神的意义所在。大学的自由言说空间和校园民主以上所说,是从我的大学理想出发的;下面,我想从更现实的层面,谈谈我的一些忧虑。2007年,关于大学教育我心中有三大疼痛。尽管这些年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大学,我更关注中小学教育,更关注农村教育、边远地区的教育,因为我对大学已经失望了,也许在农村,在边远地区还有说话的某种余地,但我还是很关心大学教育,有三件事让我非常痛心,我称为“我的2007年之痛”。第一痛是关于我们北大的,北大三角地被取消,这件事引起我很大的震动,我想不只是我,应该说引起了所有的老北大人的心中之痛,因为三角地凝聚了我们最神圣最美好的记忆。我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个标志性的地方,一个是老北大,解放前的北大,今天沙滩那里的北大民主广场,第二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北大三角地,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北大的圣地,北大最光辉的历史瞬间都发生在这里。我在前面说曾经说过,北大历史有两次辉煌,我现在要补充,北大历史有五次辉煌,但是在座的同学可能只知道1917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前面说的和清华、南开共有的西南联大的辉煌,其实还有三次辉煌,一次就是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这是一个北大学生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就发生在当年的大礼堂,即今天的百年讲堂和三角地。第二次辉煌,大家更不知道了,1980年北大有一个选举运动,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要改革什么,怎样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都关系着“中国向何处去”,就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北大学生站出来说话了,提出对中国改革的种种设想。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再回过头来看,就发现当年提出的许多预警,都不幸而言中,当年提出的许多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我写了一篇《被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在网上发表了,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再一次就是八十年代末,那也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些都是北大历史上应该记住的日子,都是和三角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三角地就成为了北大的精神象征。现在这个象征在整顿校园的合理合法的名义下被撤销了。要整顿校园秩序,好像你也没有什么话可讲,但背后却隐含了巨大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三角地撤不撤,由此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北大还要不要建立一个师生们自由表达思想,交换思想的精神空间,如何重新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实行校园民主,我们怎样实行校园民主。这就已经不仅北大的问题,而是关系着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大问题。我们已经很多年不提校园民主了,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民主已经是当下流行的词语,已经进入十七大报告,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为什么校园民主就很少提呢?我在退休之后写的唯一的一篇关于北大的长文,没有人注意,那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题目叫做《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我说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组织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会最多是一种咨询作用,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效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这里有两个问题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也很怪,中国的大学也挺怪,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想为别人争取权利(当然公共知识分子是有义务为公众争取权利的),却很少想为自己争取权利,不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个,好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教育部门老是例外,现在全国都在谈政府部门的转变职能,要分权,要放权,然而教育部越来越扩大自己的权力,几乎扩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前不久竟然宣布,要规定中小学音乐课都要唱京戏,这种事该教育部来管吗?还提倡在中学跳华尔兹舞,权力扩张到可怕的地步。还有所谓的“教育评估”,更是有计划、有领导的,大规模,长时间的权力扩张,管了许多教育部不应该管的事情,弄得怨声载道,连大学生、研究生都受到牵累,但仍然坚持到底,舆论监督也没有用。全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是要放权,这都是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作为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教育部,却反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背后有没有既得利益问题?现在全国进行政治体制,社会改革,要搞基层民主选举,我想大学能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研究生会、学生会是怎么选的,研究生会、学生会是不是可以直选,是不是可以搞竞选(前面说过,北大本来是有竞选传统的),在农村可以搞,为什么大学不能搞呢?你说农民没有文化,那大学生总有文化吧。还有校长、系主任能不能民主选举,我刚刚说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来了,要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那大学能不能成为民主实验区呢?北京大学是不是可以做实验,民主需要素质,北京大学师生素质最高了,而且成本也不高,都在一个校园里。所以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许我又在做梦,我早就提出建议,认为北大应该成为民主改革的特区,可以做些试验,可以先走一步。这些事,并非和大学生无关,因为你们也是大学的主人,你们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实际上,今天大学里最缺的,就是“主人”意识,大学教师没有,大学生也没有。没有这样的意识,不仅是观念上不提“谁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主体”这样的问题,更是因为没有制度的保证。我们现在都在讲“依法治国”,大学也应该“依法治校”。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大学法”,如果有,是否应该根据今天大学教育的新问题,进行修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心与追问的。同学们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要依靠你们,你们在学校期间,至少应该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关心校园民主的发展,这也是你们的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过程。我们不能空喊民主,民主是需要学习的,这里不仅有民主理念的问题,而且有履行民主的能力和习惯问题。所以大学民主,是更具有教育意义的:在实行校园民主的过程中培养具有民主意识,民主能力和习惯的未来的民主治国的人才,这关系到每一个同学的长远发展,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大学教育与就业去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导,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这就是说,未来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简单地说,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这是新的人才观。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全面的发展的规划。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角色,这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那你是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好像我说得实在太长了,这一番又是梦话,又是忧患之词,就此打住吧。谢谢大家!( 2008年5月19日在《我们社》同学的录音稿基础上整理,略有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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